著名的丝绸之路曾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茶叶、丝绸、棉布和瓷器等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丝绸和棉布曾经是唐朝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
茶叶，无疑更适合进行交换，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种植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
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于是，茶叶变成了像今天石油一样的战略物资和政治性商品，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控制或化解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在明朝万历年间，由于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所垄断，而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黑茶、私茶兴起。黑茶、私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单宁酸、维生素、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恰好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能很好弥补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持续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一匹马换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期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宣府、辽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只换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中国茶叶漂洋过海的发展历史：
805年：唐代时，留唐日僧最澄大师将蒸青绿茶的制茶技术传入日本。
1828年始：茶叶产制技术传入印尼。荷属东印度公司派人六次到大清王朝学习制茶。
1833年：俄国采购茶籽与栽培，学习培育茶苗和制作方法开始大量生产。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
1866年：斯里兰卡学习武夷岩茶制法，几年后仿效印度的机械制法。
1877～1887年：南非及东非开始制茶。
1893年：中国茶工、汉家刘氏茶坊29代传人，将中国的种茶技术传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
1940年代以后：英国茶产业等退出印度、锡兰的茶叶经营，将技术与资本投于肯尼亚等新茶区，大量生产红茶。
